4
第四年，我终于获准打了一次电话。
拨了三次江屹的手机。
第一次没接。
第二次忙音。
第三次——
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找谁？”
我愣了两秒。
“找江屹。”
“他在洗澡。你谁啊？”
“朋友。麻烦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对方嗯了一声就挂了。
那个声音很年轻，语气很自然。
不是秘书的客气，不是同事的生疏。
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亲密。
我拿着话筒站在走廊里，手脚冰凉。
江屹没有回电话。
第四年年末，一个新来的狱友替我打听到了消息。
她叫刘蔓。
四十五岁，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因为老板做假账把她推出去挡子弹，判了三年。
她进来第一天就笑：“又一个替人背锅的傻子。”
我问她怎么知道我的事。
“你那个案子我在外面听说过。建材甲醛超标案，闹的挺大。”
“后来呢？”
“后来——”她看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说不清的东西。
“你男朋友的公司做的挺大。转型全屋定制，拿了几轮融资，听说准备上市了。”
我心里一拧。“那是好事吧？等我出去——”
“你妈的事，你知道了吗？”
血唰的冲上头顶。
“什么事？”
刘蔓沉默了很久。
“你别太难过。”
“你说。”
她告诉我——
妈在两年前就被江屹从城里的护理中心转到了乡下一家没有资质的私人养老院。
一个月收费六百块。
没有专业护工，没有监控，连围墙都没有。
半年后的一个冬天，妈从养老院走失了。
没有人报警。
院方怕担责任拖了三天才通知江屹。
江屹又拖了一周才找。
找到的时候，妈已经倒在离养老院八公里外的一条公路排水沟里。
冻死的。
身上穿着单薄的旧睡衣。
脚上只有一只拖鞋。
另一只不知道丢在了哪里。
我蹲在宿舍的角落，把拳头塞进嘴里。
不让自己哭出声。
但眼泪止不住。
妈最后的日子是一个人。
她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但她一定还记得等人。
她一定是从养老院走出来，想找回家的路。
她不知道家没有了。
她不知道女儿在监狱里。
她穿着单衣，在零下十一度的冬夜里，一个人走了八公里。
我不知道她走了多久。
不知道她摔了几次。
不知道她最后是怎么倒进排水沟里的。
她叫了吗？
有没有人路过？
没有。
我趴在水泥地上浑身抽搐。
刘蔓蹲下来，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哭吧。”
我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管教看我眼睛肿的厉害，问怎么了。
“没事。”
从那天起，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但另一个东西，慢慢长了出来。
冰冷的，坚硬的，咬着牙才能按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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