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雪把一楼窗户埋了半截。
我亮明身份，要求所有人报姓名和来路。老板姓周，自称守店十七年。刀疤男人叫耿烈，说是进山收木料，话里带刺，问我是不是见谁有疤就想铐谁。年轻女人叫温知予，心理咨询师，来山里散心。那对老夫妻姓林，是退休教师。抱孩子的女人叫苏晚，单亲母亲，带女儿看雪，车坏在半道
每个人的说法都能填进表格，偏偏往前多问一步，纸面就空了。
我让他们写下身份证号。笔在几个人手里轮了一圈。苏晚说证件落在车上，耿烈说钱包丢了，林老先生翻遍外套，只翻出一截粉笔。温知予握着笔停了很久，最后写下的手机号少了一位。老板更干脆，只在姓名栏里写了一个“周”。
我把卷宗摊在柜台上。三年六起命案，死者身份不同，现场都留下红人像涂鸦。耿烈看见其中一张照片，折刀停在指间。苏晚脸色白了，手掌盖住稚稚的眼。
稚稚从她指缝里看我。
“别让她看。”苏晚声音发抖，“她晚上会做梦。”
“她画过这些吗？”我问。
苏晚摇头太快：“没有。”
稚稚忽然说：“妈妈，你昨天说，那个人哭的时候也这么捂脸。”
苏晚的手僵住。
温知予抬眼看了女孩一下，又很快移开。老林咳了两声，说孩子记混了，山里阴气重，别吓着她。耿烈冷笑：“警官，你查案还是哄娃？”
我没理他，转向老板：“周老板，三年前第一起案子发生时，旅店有没有接待过警方？
老板擦杯子的手顿住：“没印象。”
“你守店十七年。”
“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我哪记得。”
他说话时不看我，只看地下室的方向。那扇门在柜台后，挂着一把新锁，锁孔边却有旧撬痕。真正常年用的门不会这样。
午后断了一次电。大堂暗下来时，火炉里的光把众人的影子拉到墙上。那几道影子重叠在一起，短暂地并成一个瘦长男人的轮廓。
我眨了下眼，影子又散了。
老板摸黑去配电箱。柜台抽屉被他带开一条缝，我看见里面压着几张旧报纸，标题都是三年前的失踪案。报纸边缘被剪过，缺口整齐，像有人只留下自己想看的部分。温知予也看见了，她扶眼镜的手停在半空，镜片后那双眼睛忽然不再像旁观者。
稚稚蹲在墙边，用红蜡笔沿着那影子的脚描了一圈。苏晚喊她，她才慢慢回头。
“稚稚，过来。”
女孩没动。
“妈妈，”她问，“如果大家都有罪，谁先死才公平？”
苏晚的脸一下没了血色。
当晚，我在记录本上圈出两个名字：耿烈，周老板。一个有暴力能力，一个掌握房屋结构。笔尖停在稚稚两个字旁边时，我把那一行划掉了。
凌晨两点，我被走廊尽头的哭声惊醒。
哭声很细，像小女孩躲在门缝后。
我抓起枪时，枕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小片红蜡。它贴在床单褶皱里，像一滴干掉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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