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五章 仙风道骨苏子瞻 四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苏轼的罪名越来越大,李定、舒亶、王珪等人都为能扳倒这位大名人得意洋洋。他们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王安石站出来说话了。他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尽管王安石已然“退休”,神宗对他仍是十分器重,他的话,神宗放在了心上。
    同属于苏轼口中“新进”的章惇,也积极地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由于太皇太后在内的一些人的劝阻,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筑巢栖息,所以又称乌台。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自离开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王诜因为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司马光和范镇各罚红铜二十斤,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时与苏轼互相诗文唱和,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其间,一个给他求情的都没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之为“奸邪”、“小人”、“新进”的那些变法派大臣,不少人都上书为苏轼求情。
    这看起来是一场“文字狱”,透射出来的,却是朝廷两大对立阵营的斗争,苏轼不幸地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团练副使的官位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干。而且,苏轼以及家人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苏轼便带领家人在城东开垦出一片坡地,种田帮补生活,苏轼自此自号“东坡居士”。
    年纪轻轻便声名显赫的苏东坡,如今成了农夫,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这倒也好,这份恬静难得,反而使他文学艺术登峰造极。
    在黄州期间,他闲来无事,多次到城外的赤壁游览,先后写下了千古名篇《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成就个文学史上的顶峰之作。
    到了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东坡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路费花光了,再加上丧子之痛,苏东坡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被批准。
    当苏东坡准备携带家人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苏东坡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他便想终于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公元1085年,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东坡也重新当上朝奉郎调任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四个月后,苏东坡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原来的“旧党”变成了如今的“新党”,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官员。苏东坡认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也不过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已,向皇帝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如此一来,“旧党”对他极度反感,也开始诬告陷害他。苏东坡深知自己既不能容于原来的旧党(现在的新党),又不能见谅于原来的新党(现在的旧党),再度自求外调。
    公元1089年,苏东皮任龙图阁学士,再次到杭州任知州。他当年以通判的身份到杭州任职,没有做成什么事,这一次,他要为杭州的百姓做点实事了。
    苏东坡刚到杭州时就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原来浙西一带在年初就已经遭到水灾,早稻无法栽种。到了五六月份,晚稻刚刚插下,又遭到了旱灾,再加上当时的米价狂涨,百姓缺乏粮食的现象很严重。知道详情以后,苏东坡马上投入到救灾工作中,他一面接连向朝廷上奏,希望马上拨出相当数量的粮食,来救济浙西的百姓,并且还请求朝廷免去秋税。另一面,苏东坡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就不断购买谷子来存满粮仓,好应付荒年。
    由于苏东坡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以致在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浙西百姓没有因饥荒而饿死人。
    苏东坡在杭州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由于水灾和旱灾的侵袭,百姓饥荒严重,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苏东坡拨出公款,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建立“安乐坊”,这可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一家公立医院,专门收纳穷苦病人,给他们施舍药剂、稀粥,并请名医来坐堂问诊。
    第三件事情是关心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以及清除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在吴越时代,沿海曾经筑有一堵长墙,防止海潮进入运河,以免海盐污染城市内的淡水。但是那道长墙在苏东坡任太守的时候就已经年久失修。苏东坡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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